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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中)——《道教义理学综论》之部分
 
李养正
 
  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

  《易》古经既是占筮典籍,又与《老子》有着深切的内在思想联系,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以及《五斗经》皆已引《易》入道,自汉代以后历来皆重视《易》学,成为道教义理的渊源之一。那么为什么《道藏》只收载“道教易学”方面的道书(亦即与道教修持方术及科仪有关的注释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类中收载《易》古经或《易》古经与《易传》合二为一的《周易》呢?究其因由,道教自认属道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史记·孔子世家》皆认为《易传》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所作。东汉班固撰《汉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认为《周易》为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作,为“圣人之书”,故以后称《易经》,归为儒家经典。在学术思想史上,虽然儒、道互补,但儒、道(道家与道教)两家门户之见甚深,各为比势竞誉,道不同不相为谋,每多相互斥贬,道教虽早已引《易》入其义理,并兴起“道教易学”,但是却未直接收《周易》入《道藏》。其实《周易》一书,系《易》古经与儒家阐释《易》古经《易传》的合编典籍,儒家《易传》殊多偏离《易》古经本文的原旨,而且《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叶,根本非儒家业绩,而《易传》成书于战国晚期,非一世一人的作品,乃是儒家弟子相继撰成,将其附合于《易》古经而已,当然不能把《周易》笼统说是儒家经典。“易学”自成独立体系,《易传》不过是“儒家易学”之前导而已。对此问题,历来学术界议论较多,这里略为引述近代著名学者的见解,以益我们明辨《易》古经、《易传》有别的认识: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认为《易经》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晚周,其间相去已数百年,《易传》的论述,不完全符合《易经》的本意。在高亨注本《旧序》中说:“《周易》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文王作卦爻辞’,马融、陆绩等(《周易正义》引)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在先秦古书中没有明证,难以置信。”他对《易传》评论说:“传的部分共七种,就是《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彖》、《象》、《系辞》各分上下两篇,因此《易传》共十篇,旧称《十翼》,都是对《周易》古经的解释。这七种都作于东周时代,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司马迁(《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等说是孔子所作,是不对的。”还说:“《易传》……有许多不符合经文的原意。而且《易传》的作者们常常假借经文,或者误解经文,或者附会经文,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又夹杂一些象数之术。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总之,《易传》仅仅是《周易》古经最古的、有系统的、值得参考的、有正确成份的解释”。又高亨注本《周易琐语》中说:“《周易》古经有传七种,……先儒称为《十翼》,谓《周易》古经之有传,犹鸟之有翼也。司马迁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班固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艺文志》)后儒遂谓《十翼》皆孔子所作。按孔子确曾读过《周易》。《论语·述而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引《易·恒》九三爻辞。皆其明证。至于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则非也。宋欧阳修始谓‘《易传》非孔子之作,亦不出于一人之手’(《易童子问》)。清崔述说与欧阳氏同。(《洙泗考信录》)。’”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关于〈易传〉形成的年代》中说:“关于《易传》即十翼形成的年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司马迁于《孔子世家》中,认为《易传》乃孔子所作。此说影响很深。直到欧阳修方怀疑《系辞》为孔子所作。其后,清朝崔述进而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近人同样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几乎成为定论。并且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本书同意战国后期说,认为《彖》较早,其次为《象》,《系辞》出于《彖》、《象》之后。十翼基本上成于先秦,乃战国时期的著述。”在《〈易传〉中的哲学问题》中又说:“《易传》的作者虽然属于儒家,但其观点并非只是来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这同儒家的大师荀子一样,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并非孔孟正统派。将《易传》的思想皆归之于孔子,是汉代尊孔论的偏见。”

李镜池《周易通义·前言》:“今天我们研究《周易》,首先要把经与传分开。因为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不能混为一谈。《易传》之传,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阐发作者的思想主张,是适应秦汉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对经文的解释而言,是没有多少可取的。但自汉儒传经以来,历来抱着《易传》不放,以传解经,以传代经,所以无法还经文的本来面目。”

王开府《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说:“《彖》、《象传》,今古文家皆以为孔子所作。……然《彖》、《象》之作,孔子未曾言,孔门弟子未曾言,即《系辞》亦未曾言。”“《象传》于《革》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之说起于战国,见于《孟子》,则《彖传》非孔子所作,直是孟子以后之人所为。”“《象传》于《艮》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论语》亦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象传》为孔子作,则孔门弟子辑《论语》时,何以误孔子之言为曾子之言。《论语》信不误,则《象传》非孔子所作,直是曾子以后之人所为。”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的《易大传著作年代新考》断定:“《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总是战国时代作品。《系辞》必在《公孙尼子》之前,是没有疑问的。”“宋玉赋引过《系辞》的文句,足以证明《系辞》的年代不可能晚于战国。”“《系辞》和《彖传》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又说:“《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文言》与《系辞》相类,《象传》与《彖传》相类,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从《象传》的内容看,可能较《彖传》晚些。”总之,既然:(一)《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期,而《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甚至汉初,前者为占筮史料,后者为儒家陆续集成的对《易》古经的随意阐释,两者性质不同,何能不加区别,笼统归之儒家称儒家经典?(二)汉代之所以定《周易》(《易经》)为儒家经典,关键在于认定《易传》为孔圣之作,今经考证认定,《易传》并非孔圣作,用是战国时期儒家门徒所陆续撰成,“孔子之作”已被否定,则定为儒家经典则失去了凭藉!(三)《易传》虽说是《易》古经释文,有其正确的成份,但大多是借题发挥,阐发的是儒家的思想主张,殊多牵强,而且其所阐发的思想主张,亦非正统的孔孟思想,徒冒孔圣之名,何得而能归之为儒家经典?(四)以汉代独尊儒术的偏见,排贬百家,凭借官方声势归入儒家经典,犹如方枘圆凿,其能相合相容吗?更有以《传》解《易》、以《传》代《易》者,其去则更远了!

四、《老子》是《易传》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般说,我国传统的古典哲学的源头,学术界认为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易》古经和形成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在战国中后期出现儒家《易传》后,由于儒者将《易》古经与《易传》合编成书,统称为《易经》(亦称《周易》),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首定《易传》为孔子所作,继之班固《汉书·艺文志》归《易经》为儒家经典,尔后儒生便热衷于以《传》传《经》,以《传》代《经》,因循日久,也便曾经滋生我国传统古典哲学源出《易传》的错误说法。到宋代,始有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首先质疑,认为“《易传》非孔子之作,亦不出于一人之手”(《易童子问》)。这也便褪淡了《易传》的神圣光辉。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以其博览与精析的治学态度,关注及《易》,并写下了《周易本义》。他在览《易》中觉察出《易传》与《老子》在论说哲理精神上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如两者皆围绕“清、静、精、微”与“阴阳、刚柔”等概念议论道理。这也便透露出两者存在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启示后学究其根底,何者的立言出之于前并启迪和资助了后者的立论?这自然成了值得探讨的课题。按,《老子》传世于春秋时代,《易传》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前后相距数百年,可是汉以后以《传》代经的学风甚嚣尘上,给人们造成《易传》先出于《老子》的错觉,影响颇深,更是高树“孔圣之作”的大旗,一般读者何敢亵渎?论实际,我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应说是:《老子》出,哲学兴。《易传》为儒家易学作品,虽也有哲理内容,但它的基调,依然是以重政治和伦理道德为本质特征。就其哲学内容来说,《易传》是融摄《老子》的自然天道观理论而运作的。近代有些著名学者对此发表了十分透辟的见解:如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易传〉中的哲学问题》里说:“《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高亨《〈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中说:“《易传》作者对宇宙形成过程的看法与老子基本相似……应该说《易传》是受了老子的影响。”陈鼓应《先秦道家易学发微》中说:“《易传》借道家的道论来解释世界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谈及‘道’处有二:一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然而却是对老子道论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系辞》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可能是对《老子》42章万物生成论的一个概括。有关道器的问题,在《老子》书中已经隐约提出,马王堆帛书《老子》有云:‘道生之……而器成之(在今本51章)’,今本《老子》28章云:‘朴散则为器’,意即道散则为器(朴即道,见《老子》32章‘道常无名朴’)。”还说:“道论创始于老子,无论是万物生成之道还是变化之道、以及作为事物原理的道,在老子哲学中都有系统的论说,《易传》中虽然也有十分精辟的概括性命题,但无论就其系统完整性或是理论的建构上,《易传》都是无法与《老子》相比的。……《易传》对老子的道论虽有所继承,但有关道的论述只是片语只字,而无系统性可言。”(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中有一段话讲得更为明确:“《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则提升而为一部哲学义理作品。两者相距有七八百年之久,这期间,老子思想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又:李中华《老子与周易古经之关系》中说:“以前,我们总是把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来源,归结为《易传》与《老子》两个源头。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即是割断了《周易》古经——《老子》——《易传》的真正源流关系,从而既排除了《老子》对《周易》古经的继承;又忽视了《老子》对《易传》的思想影响。其实,从《周易》古经至《老子》,再到《易传》,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发展清晰线索,同时也体现了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三个阶段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共同点,其所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儒道两家对“易学”系统,其中包括对《周易》古经的不同阐释和发挥。”(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罗炽《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中揭示:“儒家易学与道家易学的发展程式如下图:

  上图表明两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道家易学与儒家易学同祖于《周易》,又殊途同归于《易传》。也就是说,《易传》不能简单地说是儒家易的代表作,它既包括了儒家的周易观,又包括了道家的周易观。两家的思想在不同的传中有所侧重。”笔者摘录诸学者的论断,意在凸现当代学者对《老子》与《易传》关系问题讨论的旨趣,同时也是借重诸名家断言,表达笔者赞同的意向。

按,儒家学派初兴时,孔子对六艺之学本重诗、书、礼、乐、春秋而独轻易。《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而《孔子世家》、《论语》皆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以占筮之术,属谋 求于鬼神之事,故不加理会。《庄子·天下篇》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论语》以及《孟子》等先秦典籍,均言不及“易”,此证儒圣孔子并不以《易》教学者,当然从学者亦不明《易》。《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恒修其德是应当的,但不必要是进行占筮之事。可是,孔子到了晚年却热衷于读《易》,《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刚彬彬矣。”《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读《易》以至“韦编三绝”、“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可以说是沉醉于《易》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折呢?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表明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年少好礼,有鲁南宫敬叔言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在临别老子时,“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而老子临别赠言却无片语涉“礼”,所讲皆是道家尚柔守谦、去骄寡欲的道理。孔子返鲁后,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在孔子的心目中,是一位神妙无羁的人,犹如既可以潜隐不现,又可以活跃于渊、腾升于天、蔽首于云的“龙”。是一位深知进止的超人。同样是无片语涉及于“礼”,而是对老子有深厚的敬仰之情,对老子之教言,亦颇有感受。这里所说的“犹龙”之喻,明显取之于《易》乾卦爻辞。据此,我以为司马迁在这里已透露,老子更偏重于在向孔子喻以自然天道、阴阳消长的《易》理及道家尚柔的道理。对孔子来说,在他青年时代便已亲聆老子解易喻道了。只是儒、道思想各有所宗,孔子仍弘扬其重礼尚仁之学,汲汲于求得进取,志在复兴东周盛世。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路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子世家》)。可是好景不长,鲁君怠政,孔子不得不离鲁而开始他的周游列国之行,到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狗”。楚国有狂人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同上。)孔子在徒劳的奔旅之中也曾对自己的意志产生怀疑,“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安慰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不得志,黯然返鲁,凡去鲁已十四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经历了这一段颠沛危困的生活,使他的思想深沉了一步,增添了他对人生及世事的体悟,沉下心来开始整理、修订古礼乐文献,以成六艺,最后致力于研《易》,这既是完成他整理“六艺”古籍的文化事业,同时也成了他精神的出路与归宿。其中,老子对他的精神影响,也是不可淡抹的。尔后他传《易》于弟子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西汉司马谈即受《易》于杨何。汉易颇兴。我们从孔子门人继承孔子遗志所集成的《易传》看,不难发现有些重要思想与《老子》有联系,也可以说,《老子》是《易传》的重要思想资源。

首先,孔子研《易》,用心既在于完成整理“六艺”典籍的儒学文化事业,也在于借助解《易》,建构儒家的“圣人之道”;而孔子不与鬼神谋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与殷周占筮之法,两者在思想上要沟通却是有阻碍的。那时,能够起沟通作用的思想桥梁便只有《老子》。因为孔子的鬼神观与老子的鬼神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当时都是先进的思想家,对鬼神的存在与权威都持怀疑和怠慢态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子则“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正是孔子能够融摄《老子》自然天道观的根本内在思想因素;同时,孔子也正是以融摄自然天道观为桥梁,走向玩味《易》卦象、辞,步老子后尘继续对其哲理化的道路;同时并本儒学“尚仁”的根旨,任意比附演义,以融《易》入儒,藉此表示古圣、今圣之一脉相承,并使之为建树儒家的“圣人之道”奠基。恰如《易·系辞上》所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也正是孔子及其门人热衷“研几”的自我写照。

在哲理方面,《易传》摄融《老子》思想最显著的是“天道观”。儒家原来所谓的“道”的概念,是指在在政治与伦理方面的理想准则,而《老子》的“道”则是哲学范畴关乎宇宙本原与发展规律的概念。孔子摄融《老子》的天道观,实际是开拓视野,突破其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局限性,上升到包罗宇宙万物的哲学范畴,使他所主张的政治与伦理规范,也都成为了从属于“天道”的绝对存在与绝对完善;并从而借此为解释宇宙事物变易的原理。《老子》天道观(亦称道论)的哲理含蕴要点有四:(一)“天道”为宇宙本原:《老子》中的“天道”,是无形、无名、无为的,却又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周而复始”、“周行不殆”的自然存在的有规律的运动;(二)“道”的本质是“阴”、“阳”两个对立力量的相推运化;(三)“阴阳”两方的荡激、消长,产生第三者,即“中和”,由“中和”而生万物。而《易传系辞》则对《老子》天道观的要义作了概括和深化,“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传》)。这里的“一”,乃是“道生一”(《老子》第四十二章)的“一”,即能产生万物的、处于混沌状态的原素,内蕴“阴”、“阳”,阴阳的交感运化便是“道”;进而谓,阴阳运化并非人的意识所可预测,它自然而然地产生微妙的变易,这叫“神”。这个“神”没有一定的方式方位,变易也无一定的形体,这也便界定了所谓的“神”是没有“意志”的。归根结柢,一切变易与事物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产生和出现的,并不是有意志的“神”所决定的。《系辞》还将乾坤、天地、日月、昼夜、寒暑、刚柔、健顺、动静、男女等观念皆纳入与“阴阳”相当的属性,“阴阳”说成了它们的有涵盖性和代表性的哲学概念,皆纳入对立斗争与不停运化的哲学范畴。同时,《系辞》也效法《老子》将占筮蓍数分衍奇偶以成卦爻的程序作哲理性推衍的思维旨趣。如《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还以揲蓍求卦之法,言天地大衍之数,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十,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认为筮法之程序与蓍筮之数字皆同天地运化之道相应。认定“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便是圣人穷究的、极为幽深的道理。这表明《系辞上传》作者,效法《老子》趣旨而着力将占筮之法向哲理范畴转移、阐积的趋向。

关于探求“道”与“器”两者关系的命题,在《老子》与《易传》中皆有论及。这一命题,在实质上是探究哲学范畴的“无”与“有”的关系,即孰为第一性?《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自然天道是第一性,“自然天道的分散溥布则产生有形之器。《易传》亦承接《老子》对此命题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发。《系辞上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的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皆为自然天道的体现,《系辞下传》更进一步地阐发了“道”生“器”的关系:“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细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筮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楝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总之,见不到的抽象的“道”,经筮蓍显示出卦象,天道垂象,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制作有形之器物,以为天下所利用。这与《老子》“朴散则为器”在道理上是一致的。故而在“道器论”方面,《系辞传》乃继《老子》而阐发。

儒家与道家在学术理论主旨上本不相同,儒家重封建伦理道德,道家则重以自然主义天道观为中心的哲学理论。儒家不探究宇宙本原,专注于封建政治与人伦关系,道家超脱政治,主张见素抱朴。但儒家《易传》的价值取向则明显有所转变,将伦理道德与自然天道结合,致力于哲理化,认为伦理道德也是自然天道所派生的维系宇宙的纲纪。如《系辞上传》:“子曰:‘《易》,其至矣!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下传》:“……《履》,德之基也。《谦》,德之炳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此处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借卦象以阐发儒家的修德义旨。《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属于人道的仁义道德,乃是圣人顺应天地万物的原理和本性而制定的。

又如《老子》第五章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在告戒人们应慎言行,议论太多,会因有所失而陷于窘迫的。《系辞上传》中也有这样的告戒,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两者的思想是一致的,《老子》语之于前,《易传》语之于后,后者据前者而继言之,十分明显。这类命题、立意、遣词之相近似尚多,这里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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