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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教传记的史学价值——以《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为例
 
刘永海
 
包括道教传记在内的诸多道经,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鉴于学人对此问题鲜有探究,笔者拟以元代道士赵道一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为例,作一粗浅探讨。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以下简称《仙鉴》),载《正统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收入上海涵芬楼影印本《道藏》第139-150册,三家本《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5册。撰者赵道一事迹失考,只知其为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据书序分析,该书大约成于元世祖至元甲午(1294)年。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53卷,记轩辕黄帝至宋末诸仙真;尚有《续集》5卷,收录宋末元初诸道士传记;《后集》6卷,专收历代女仙、女道士。《仙鉴》卷帙繁复,内容丰富,在道教传记中地位突出,在学术上,其价值远未得到发掘。本文仅对其史学价值进行简略梳理。

一、对道教人物的详备记述

道教中人是道教历史上最为活跃的因素,没有历代仙真的记录,道教发展自然失去动力和目标。欲了解道教发展大势,道教传记自然为首选史料。道教史上的神仙众多,既有出现于天地未判前的先天真圣,又有在人间得道的后天仙真。《仙鉴》所记以后天仙真为主,全书共收录神仙、道士899人。

(一)对历世仙真总貌的记述

《仙鉴》所录仙真,整体上以时间顺序,向人们展示了由远古而秦汉,再至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以来历世真仙学道、体道、得道的足迹,其中有道派创立者,如卷十八张天师(道陵)、卷二十干(于)吉、卷二十六许太史(逊)、卷二十九寇谦之、《续集》卷一王硏等;有长于道教理论阐述之学者,如卷十三魏伯阳、卷二十四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卷二十五潘师正、司马承祯等,皆道史上著名人物。

《仙鉴》所录众仙真,不论文字长短,绝大多数都有“履历表”,举凡历代仙真所处时代、里籍、出身、职业、修仙历程及归宿等很多宝贵信息都有清晰完整的记述,这些内容应该是道史上的基本材料。道教传记也象世俗人物传记一样,开篇的表述方式大致相同。如卷三“宁封子”条云:“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②卷十三“安期生”条云:“安期生,琅琊阜乡人,卖药于东海边。”③其结尾也有共同的处理方式,如卷二十四“孙游岳”条云:“以(齐武帝)永明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终,门弟子数百人,唯陶弘景为入室,以《三洞经》及杨许墨迹竭箧相付,后弘景因撰《真诰》行于世”④。寥寥数语,传主的基本信息和盘托出。只有将大量的此等信息汇集归纳,道教史上众多修道者的基本问题才会渐次明晰,如“哪些时期求道者为多?”、“修道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分布有何特点?”、“修道者出身、职业如何?他们一般用什么方式求道?其归宿是怎样的?”诸如此类。

(二)对某一道派或某一区域仙真的集中记述

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分立派别十分普遍,在空间上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仙鉴》整体上以时间为序纵向组织材料,但也充分注意到这一横向特征。

对楼观派高道的集中记述。楼观道形成于北魏,隋唐之际常以谶纬等形式直接为帝室鸣锣开道,遂至鼎盛。《仙鉴》卷八所记为尹喜、尹轨,卷九为杜冲、彭宗、宋伦等人,皆楼观派追溯的“周秦祖师”;卷二十九所录韦节、田仕文、许则、歧晖等人,卷三十所录梁谌、马俭、尹通等14人,均系楼观派重要人物,对研究楼观派的师承系统来说尤为可贵。

对正一教张天师世系的整理。正一教在道教诸派中历史最久,张天师于道教仙真中地位突出,对张天师世系的整理甚为必要。南宋白玉蟾《武夷集》对此已有所注意,其卷四十六之“赞历代天师”罗列由第一代张道陵至第三十二代张守真姓名,且于每位天师后皆附七言绝句一首,但对诸天师之具体情况尚无涉猎。《仙鉴》卷十八“张天师”为张陵传记,达万余言;卷十九共35人,除“王长”、“赵升”为张天师弟子外,其余均张氏传人,直至元代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皆有里籍、行迹,一脉相承,条例清楚,实为明代《汉天师世家》之雏形。

对净明高道的集中整理。净明道源于晋代许逊的孝道崇拜,经隋唐不断演化,至宋代成为一种融合儒家忠孝思想、佛教心性理论的独特道派。在宋元时期,净明道典籍造作较为迅速,《仙鉴》在吸收诸多净明道传记史料的基础上,对包括“十二真君”在内的净明道传人作了认真记述,卷二十六“许太史”专记许逊,洋洋洒洒近万言;卷二十七由“吴猛”到“胡惠超”,均是教内中人认定的净明高道,净明教派重要人物悉数涵纳其中。

对全真教高道的集中记述。金元道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真教的兴起并迅速发展,《仙鉴》抓住了这一特点。《仙鉴续编》共五卷,其中卷一“王硏”、“马钰”,卷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卷三“王处一”、“郝大通”、“和德谨”、“李灵阳”,都是全真教重要人物。毫无疑问,《仙鉴续编》和《甘水仙源录》、《金莲正宗记》、《七真年谱》等著作一样,同为全真教史上的重要资料。

《仙鉴》对高道行迹的区域性分布也较为注意。比如,茅山从西晋起就成为江东道教圣地,此后,高道辈出,香火隆盛。《仙鉴》用大量的篇幅对历代茅山高道进行记述,由卷二十三“葛仙公”起,中经卷二十四“葛洪”、“杨羲”、“陶弘景”等9人,到卷二十五“王远知”、“王轨”、“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5人,皆茅山高道,对茅山道教乃至整个道教的发展居功至伟。《仙鉴》对与茅山有关的女仙也作了集中整理,比如《仙鉴后集》卷四“赵素台”、“黄景华”、“周爰之”、“张微子”等,都是茅山道士中较为有名的女仙。

再如,南岳衡山,系道教三十六洞天之第三洞天,自晋时起,就有高道来此修行,至唐代鼎盛。唐末李冲昭有《南岳小录》一卷,北宋廖侁有《南岳九真人传》一卷,宋道士陈田夫有《南岳总胜集》一卷。《仙鉴》在借鉴这些资料基础上,对在南岳修道或对南岳有过大贡献的主要高道作了系统记述。如卷三十二“何尊师”等13人,卷三十三“陈兴明”等19人。

二、在道教思想史方面的学术价值

《仙鉴》所体现的思想十分丰富,道教提倡的平等、宽容精神,祈求太平、爱好和平的思想,周穷济急、救人救物的人道主义观念,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尊重女性、慈善谦让的社会伦理等思想于书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此处仅择其要者,略作陈述。

(一)《仙鉴》所体现的平等思想

道教是主张平等的,其渊源可上溯到道家那里。《庄子·秋水》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亦即站在“道”的立场上,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当然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仙鉴》反映的平等思想比比皆是。

首先,“仙格”平等。《仙鉴》记述仙真近900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世俗所谓高贵者如王室贵族,卑微者如街头乞丐,在求仙证道的条件、历程上,皆一视同仁。即使贵为天子,倘道性不足,也未必修成正果。例如,秦始皇一生求“仙”若渴,耗尽心机,但穷兵黩武,滥杀无辜,终难列入仙班;相反,惨遭始皇毒害者,升为仙真的却不在少数。卷四“古丈夫”条云,古丈夫系秦之役夫,毛女系秦之宫人,二人同殉葬骊山,后得逃脱,于嵩华松下得道成仙。又如卷四“王次仲”条云,秦统一后,屡征王次仲入秦,不至。始皇复命使谓之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违天子之命,以车载之,不尔,当杀之,持其首当以正风俗,无肆其悖慢’。诏使至山致命,载车中,次仲忽化一大鸟,翻然出车,使者惊拜曰:‘无复命,必见诛,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拔坠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亦甚悔恨”⑤。此处,始皇虽久慕仙道,然体道不深,只有悔恨而已。王次仲所求并非事秦之荣耀,故对始皇之征召无积极反应,虽遭囚车之苦,终有成仙的归宿。

即便出身低微,若条件具备,亦可得道成仙。此等范例于《仙鉴》之中,不胜枚举,如宋来子(卷三)为“楚庄公时市长(勤杂人员)”,皇初平为丹溪牧羊人(卷五),商丘子胥“好牧豕吹竽”(卷三),啸父以补履为业(卷三),冠先以钓鱼为生(卷三),阴生常求乞于长安市中(卷三)等,皆为下层社会成员。由是观之,成仙与否,仙阶几何,完全依据一个“道”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标准;而“道”之取得,又皆赖于求道之人修道、体道之程度。《仙鉴》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

其次,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思想最直接地表现在《仙鉴后集》对历代修真女仙的充分记录上。道教经典一向注重女仙地位,如《列仙传》就收录了江妃二女、钩翼夫人、毛女等不少女仙。《神仙传》卷七收录大部分为女仙,表明作者葛洪已经思考对女仙进行归类记述之问题。陶弘景《真诰》中女仙地位甚高,且众仙真集洞宫时,列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等十五位女仙位置,“东向坐,北起南行”⑥,可见女仙在《真诰》中已形成不可忽视的群体;书中还录有专门为女仙修炼而设的宫观,如卷十二云,“含真台是女人已得道者,隶太元东宫中,近有二百人。此二宫尽女子之宫也”⑦;书中对诸如张姜子、李惠姑、施淑女、郑天生等修仙女真都作了集中记述。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更是专门记述女仙之专著,收录历代女仙38人。《墉城集仙录》之诞生,当然离不开杜光庭的远见卓识,但道教与生俱来的男女平等思想则是其更深根源。《仙鉴后集》继承了这一优秀思想,收录女仙由远古之无上元君直至元代全真七子之孙不二,共120人,较历代道教传记都多出许多。

《仙鉴后集》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体现在反对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胆地宣扬婚恋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等方面。世俗史学也有妇女传记,但受儒家纲常思想影响过重,所宣扬的内容早被人抛弃,其学术价值因之大打折扣。以《仙鉴后集》为代表的道教传记则不然,其以详实的记录向后世展现了古代妇女与儒家说教截然不同的另一世界,为人们全面认识古代妇女的真实境况提供了全新视角。有的妇女对世人所宣传的《女诫》等妇道约束极度反感,终究为道升仙,如《后集》卷五之戚逍遥;面对父母之命,许多妇女采取发誓不嫁、逃婚等办法,如《后集》卷五之何仙姑,卷六之于仙姑、武元照等;有的妇女虽然勉强同意父母之言,但几经努力,仍然远离而去,如《后集》卷五之裴元静。《仙鉴后集》有不少记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双双得道成仙的内容。如卷二之赢女与萧史,笙箫间奏,遂至凤凰来仪,二人乘之而去,其情其景,美仑美奂;卷五述吴彩鸾与文萧的姻缘等故事亦唯美动人。另外,卷四述云英与裴航佣、卷五韦女与郑德璘诗歌对答,情意缠绵,亦属此类。

(二)《仙鉴》所体现的向善思想

大凡宗教,都有向善的主张。仔细研究《仙鉴》可知,出于宗教目的,道教对“善”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

首先,《仙鉴》对“善的最高理解是弘扬大道。如卷十三“魏伯阳”条

之后,《仙鉴》编撰者赵道一评论云:“《道德经》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魏伯阳善人也;不私其宝,而与天下共之,善之至也。盖自广成子发三丹九鼎之秘,以明至道,历五帝,有夏之世……丹道之玄几绝响;逮至殷周,太上复化身降生世间,斯道再扬;至前汉诸仙,微寓歌诗,斯道犹未大阐,至伯阳假《易》道作《参同契》,至道之微,尽之为法于天下,可传于无穷,善人之宝,其泄矣。此其教隆于汉晋,盛于隋唐,以迄于今,岂非伯阳之功乎?”⑧出于宗教目的,赵道一始终将弘道视为第一要务,于是,他对魏伯阳假借《周易》之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著《周易参同契》之举盛赞有加,认为魏伯阳阐扬了久被蒙蔽的大道,开启了道教由汉至元的隆盛之门,其功何其大也!的确,作为道教中人,还有何等举动比弘扬大道更符合“善”之真谛呢?

其次,为民除害是“善”的高层要求。古代社会,世人之生存能力颇为有限,其生存环境之恶劣,足以使人每日处于心惊状态。因而,凡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救民于患害之行为,均系“善”举。《仙鉴》对此类善举的记述,从不吝惜笔墨。卷二十六“许太史”条集录了许逊的诸多善举,如率众于豫章之地镇巨蛟、斩大蛇等;卷十所记李冰,治水有功,为民根治水患等,这些行为,既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传颂,又得到道教中人的恒久褒扬。

第三,以道教独有的法术、医术为民治病疗疾,解除病痛,是道教一贯的善举。《仙鉴》中有许多例子,如卷三“崔文子”条云,“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文子拥朱幡,系黄散,以询民间,饮散服丸辄愈,所愈万计”;卷四“沈羲”条云,“沈羲能消灾除病,救济百姓”,以至“百姓服药,功德感天,天神识之”;卷九“冯长”条云,“时逢有疾,无不垂获”,“或癞人求哀,不过一月便愈”;卷十一“苏耽”条云,苏耽曾谓,郴人将大疫,乃植橘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叶,饮泉水一盏自愈”。“苏仙冲升之后,郴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时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

第四,扶危济困、施慈助人在道教的“善”德中有普遍意义。行善积德,恰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道教对此理解颇深。《仙鉴》卷十四“周义山”条云周义山至朔旦之日,辄游市及陋巷之中,见穷乏饥饿之人,解衣给食;又云,岁大旱,斗米千钱,路多饥莩,君乃倾财竭家,以济其困。在动荡年代,善举的含义还不仅仅包括解衣给食,更有另外内容,如卷二十四“陆修静”条云,陆氏在正值兵乱之际,“白骨遍野,先生具棺榇收而瘗之,其阴德密运,盖多此类”。

(三)《仙鉴》所体现的重生思想

道教是热爱生命的宗教,又基于“道无贵贱”的思想,道教对一切生命都持同等的热爱态度;因之,其重生思想含义广泛,既有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也有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既有对人类生命的关爱,也有对动植物等生命体的爱护。各种思想在《仙鉴》中都较为丰富。

首先,对个体生命的注重。《仙鉴》所录历代仙真大多长于养生,而道教之养生术又多种多样,诸如行气、导引、辟谷、胎息等,不一而足。如卷十三“甘始”条云甘始“善行气,不饮食”;卷七“瞿武”条云其“七岁绝粒,服黄精紫芝”;卷七“董仲君”条云其“少行气炼行”;卷五“王刚”条云其“尤明补养之诀”;卷五“沈建”条云其学导引服食之术;卷五“皇化”条云其得还年却老胎息内视之要等。

其次,对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尊重。广义地讲,苦己利人、救人救物等善举本质上都体现着道教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狭义而言,当指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反对杀害他人。卷三十八“杨泰明”条记载:(杨泰明)为汾阳王郭子仪幕客,性恬淡,不贪爵禄,每劝子仪曰:“军政虽曰尚严,然人命至重,不可轻杀”。以故子仪掌兵二十余年,不妄诛戮军士,爱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⑨《仙鉴》所云,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作为幕僚的杨泰明向身为掌军人物的郭子仪所进之言,当有一定效果。

道教为保护他人生命免受杀戮所做的最杰出贡献当数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谏,《仙鉴续编》对这一情形有较为充分的记述。《续编》卷二“丘处机”条记载:“上猎东山,射一大豕,马踣失御,豕旁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师闻之,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骑射少所习,虽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简出。”⑩此处,丘处机的“天道好生”思想一览无遗,其借天意劝谏成吉思汗少田猎,深居简出,仅是浅层目的,更深的意蕴是少征伐、少杀戮;而成吉思汗也明白了丘处机的深意。此后,丘处机由大漠东归,一直在为保护民生而努力。如同卷云:日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⑪单从各会的名字来看,其重生思想已经十分明确。

最后,对动物等生命体的爱护。对动物等生命的爱护是仁慈好施的延伸,爱护动物的先决条件是对动物施以仁慈之心,不杀害动物,与之和谐相处。卷十二“陈安世”条云其“禀性慈仁,行见鸟兽下道,避之不愿惊动,不践生虫,未尝杀物”⑫。类似的记述还有许多,如卷三十九“王柯”条云其“每大雪时,施粒食以济禽兽”⑬。又如卷二十八“郭文举”条所云其居深山十余年而无患,丞相王导迎至京师问曰:“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文举曰:“吾无害兽之心,故兽不害人”⑭。

爱护动物还要在动物遇到危难或需要帮助时对之实施救助。如卷三“玄俗”条云玄俗曾为汉河间王治病,不日即愈,玄俗分析这与河间王“尝放乳鹿”,有仁心而感天有关;卷九“尹澄”云其“曾行山中,遇鹿有伤足踬顿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药封之”;《后集》卷四“花姑”条云其曾遇野象中箭,来投于她,花姑为除之,其后每衔莲藕以献姑。《仙鉴》中仙真对动物的尊重皆源于自发,并无求得回报之图谋;而上述诸例中,每个善待生命的人,或由此升仙,或遇困难时得到动物们的护佑,都有良好的结局。《仙鉴》实际上宣扬了这样一个命题:人对其他生命的尊重换来它们对人的友好与保护。

《仙鉴》还有反对滥割草木,提倡爱护自然的思想。卷二十五“潘师正”条云其曾谓弟子曰:吾实无用天恩,滥加为道士衣,皆上之所赐,复处以崇构,兴动土工,屠割草木,惊扰禽兽,吾罪人也。虽然兴建工程受帝室支持,但潘师正还是为破坏了本来和谐的自然环境而痛心。《仙鉴》还记载了有的高道美化自然的事迹,卷五十二“龚元正”条云其“手植松杉数十万株”,在当时尤为可贵。

三、丰富的校勘和辑补价值

《仙鉴》对早期仙传多有采录,但随着道教的发展,后世对历代仙真的崇奉程度、信仰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道教传记的许多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特征在《仙鉴》的文本上即可反映出来。唐宋以来,道教人物大多不见于史传,道教传记又散佚良多,实赖《仙鉴》保存了不少道史资料。

(一)对现存道教仙传的增补和校勘价值

《仙鉴》继承了前世神仙传记的许多成果。具体而言,如早期道教神仙传记《列仙传》共收仙真71人,《仙鉴》全部收录,但非是简单翻版。其中,“轩辕黄帝”及“老子”地位特殊,需析出重点渲染,单独成卷;“尹喜”入卷八、“安期生”入卷十三;诸如“毛女”、“女几”等女仙辑入《仙鉴后集》;所余60人,一并组成《仙鉴》卷三,但在内容上,又有所增益。如“铿”、“陆通”、“萧父”、“东方朔”、“阮丘”等,显然非单据《列仙传》而成,材料上必另有来源。另外,《列仙传》每位传主后皆附有八句三十二言赞语,《仙鉴》则无。

葛洪《神仙传》是早期道教神仙传记的代表,对后世道教传记的影响十分深远,《仙鉴》在文本上对之多予采录。卷四之“白石生”、“沈羲”、“若士”、“沈文泰”等4人,卷五之“皇初平”、“沈建”、“华子期”等15人,卷七之“董仲君”、“王兴”、“戴孟”等4人,卷八之“尹轨”,卷十之“李八百”,卷十二之“刘京”、“严青”等13人,卷十三之“马明生”等3人,卷十五之“栾巴”等7人,皆源自《神仙传》,其他卷帙也有源自《神仙传》者;总之,《神仙传》之人物,《仙鉴》多予采录。

直接作为《仙鉴》来源的还有陶弘景的《真诰》。《仙鉴》卷十七共收仙真21人,其中,“冯良”、“郭宗”、“淳于斟”、“桃俊”、“刘翊”等15人,系直接源自《真诰》而成;卷二十之“赵威伯”、“刘伟道”、“夏馥”、“范幼冲”等4人,还有卷二十一“张玄宾”、卷三十四之“王玄甫”、“王仲甫”等则参照《真诰》,并有许多增补。《仙鉴后集》卷三“郭芍药”、“赵爱儿”,卷四“周爰支”、“张桃枝”、“王进贤”等女仙也直接取自《真诰》,《仙鉴后集》中还有一些女仙虽不直接源自《真诰》,至少是选取其中许多资料。

南唐沈汾《续仙传》三卷载飞升、隐化道士共36人,《仙鉴》吸收者为卷三十六“朱儒子”、“王老”等8人;卷三十七“酆去奢”、“蓝采和”、“张果”等6人;卷三十八“刘商”,“罗万象”等4人;卷三十九“杜升”、“羊愔”等3人;此外,尚有卷四十“闾丘方远”、卷四十一“聂师道”、卷四十九“马自然”等,亦源于《续仙传》。

唐朝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六卷,为女仙专著,实收38人;《仙鉴后集》六卷,亦专为女仙而作,所记女神仙凡120人。二者在道教神仙传记中均有突出地位。《仙鉴后集》继承杜光庭成果之处甚多,如《后集》卷一“金母元君”,卷二“九天玄女”、“云华夫人”、“昌容”、“太阳女”、“女几”、“盱母”,卷三“上元夫人”、“紫微王夫人”、“南极王夫人”、“太真王夫人”、“灵照李夫人”、“钩翼赵夫人”、“王奉仙”,卷四“樊夫人”、“东陵圣母”、“王法进”,卷五“太玄女”、“西河少女”、“园客妻”、“杜兰香”。事实上,《仙鉴》取材广泛,一般不单以一种传记作为材料来源,往往是多种文本的结合体。如“樊夫人”、“东陵圣母”、“西河少女”等传记以《神仙传》为最早,《墉城集仙录》有所递补,《仙鉴》又有增益。

南宋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著作很多,其《玉隆集》为净明道重要史料,现收于《修真十书》第六书中(三家本《道藏》第4册)。《仙鉴》有关净明道主要人物的记载便以该书传记部分为蓝本。《仙鉴》卷二十六“许太史”,文甚长,依据《玉隆集》卷三十三“旌阳许真君传”和卷三十四“续真君传”,略有增删;卷二十七“吴猛”等14人,除“兰公”、“许大”、“胡惠超”采自《玉隆集》卷三十六《诸仙传》外,其他皆源于《玉隆集》卷三十五《逍遥山群仙传》。在内容上亦偶有新材料加入,如“胡惠超”条,即增入唐明皇开元时以诗送还山、明皇三公主从胡惠超学道、胡氏最显之门人弟子等内容。

《仙鉴》所继承之书尚多,不能尽举。以上所列作为《仙鉴》文本依据的诸家传记,皆现存于世。相对于存世道教神仙传记而言,《仙鉴》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前世传记的增补和校勘上。

关于对前世传记的增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者是增益新篇,如卷三“赤松子”、“陆通”、“萧父”、“东方朔”等条目,比《列仙传》中的内容增益较多;再者是增加对前人记述的注释、考辨、评论的内容。如卷三“宁封子”所增注释比原文还多,“务光”附有大段的“道一曰”,加入著者之独到见解,“师门”既有深入的考辨又有精到评述等。无论是增益新篇,还是详加注释、考辨和评论,在《仙鉴》这部大书之中,皆甚为普遍,此乃本书重要特征。

关于对前世传记的校勘。国学大师刘师培早有论及:“(是书)所据之书匪一,然语均有本,如卷三多据《列仙传》,卷五以下多据葛洪《神仙传》。其足校二书讹脱者不下数百十事,此均有裨于校勘者也。”⑮今以《道藏》本《仙鉴》,与通行的守一子《道藏精华录》本《列仙传》互校,几乎每传皆有三五处异同,甚至更多。刘师培只强调了《仙鉴》对通行本《列仙传》、《神仙传》的校勘价值,事实上,《仙鉴》连同《续集》、《后续》六十余卷,诸多篇帙均有校勘之用。如《仙鉴》及《后集》中,至少有五十人直接取自《真诰》,其卷十七来源于该书者更是占据绝大多数,今以二者互校,所得良多。

(二)对亡佚或残缺道教传记的辑佚价值

历史上,道教神仙传记不可谓少,由汉至宋,编纂者未曾中断,为《仙鉴》的编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而许多前人传记今已亡佚,有赖《仙鉴》保存大量史料,其于道史之功莫可忽视。

六朝见素子撰《洞仙传》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久佚。今所见者,惟《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一辑存两卷,凡77人。据严一萍先生之说,《洞仙传》所录当不止77人,虽然《仙鉴》辑录诸仙传皆不注出处,然据《云笈七签》本加以核对,如《洞仙传》亦在辑录之中。惜于77人外,未能加以指正也。⑯尽管如此,《仙鉴》对《云笈七签》所辑录之《洞仙传》,仍有相当大的校补价值。

杜光庭撰《仙传拾遗》四十卷,佚。严一萍赖《太平广记》陈葆光《三洞群仙录》、《仙鉴》等书辑录所存,除去重复,得95人。《仙鉴》虽只辑录其中之17人,但因为《三洞群仙录》辑文多系删节,而《仙鉴》往往全文录入,故《仙鉴》更能反映《仙传拾遗》之原貌。

杜光庭所撰另一部仙传《王氏神仙传》四卷,佚。曾慥《类说》、陈葆光《三洞群仙录》、《仙鉴》皆有辑录。而《类说》及《三洞群仙录》之文,因文体所限,皆系删节,《仙鉴》则全文录入。严一萍《王氏神仙传》辑本,得38人,赖《仙鉴》方可见原文真貌。

宋道士贾善翔《高道传》十卷,“明以来,其书不传。南渡初,曾慥撰《类说》,其卷三有《高道传》,节录6条;陈葆光撰《三洞群仙录》,共采辑82条,陶宗仪编《说郛》仅据《类说》辑录2条。三者皆系删节。元道士赵道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每篇皆完整,据《三洞群仙录》所引与之核对,共得73人,犹能见贾氏原文”⑰。由此可见,《仙鉴》之于《高道传》是何等重要。

以上,以《仙鉴》为例,对道教传记的史学价值作了简要分析。神仙信仰,系道教核心内容,虽修仙方式及成仙标准因时而异,但得道成仙对道教徒而言却系一贯追求,不曾改易。道教徒历来视得道仙真为楷模,撰写仙传本系题中之意,不可不为,故而自道教衍生以来,道教传记之编撰便从未停歇,逮至明清,其数量已颇具规模。《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之“记传类”文献,或宫观碑志,或神谱,或道史,本质上皆可视为道教传记,其总量达九十多种,三百三十余卷;若将藏外道书所收仙传汇总起来,其数量更为可观。如此丰富的文献,实为研究道教史乃至世俗史学的宝贵资料,惜未得到认真挖掘。

注:

①卿希泰:《中国道教》[M].第2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第201页。

②③④⑤⑧⑨⑩⑪⑫⑬⑭(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A].《道藏》,第5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114、175、240、129、179-180、316、428、428、173、324、263页。

⑥⑦(晋)陶弘景:《真诰》[A].《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4、159页。

⑮刘师培:《读〈道藏〉记》[A].《刘师培全集》[M],第四册:影印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第93页。

⑯(六朝)见素子:《洞仙传》[A].严一萍编《道教研究资料》[M].(第一辑),台北:艺文印书馆再版,1994,《序》第2页。

⑰(五代)杜光庭:《高道传》[A].严一萍编《道教研究资料》[M].(第一辑),台北:艺文印书馆再版,1994,《序》第1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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