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真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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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承祯《坐忘论》的养生观
 
付笑萍
 
司马承祯(公元646-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司马承祯为上清派茅山宗开创人陶弘景的四传弟子,师事潘师正,遂成为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享年八十九岁。一生历经唐代太宗、高宗、中宗、武后、睿宗、玄宗六朝,颇受唐代帝王礼遇,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玄宗亲为制碑文。

司马承祯是道教学者,也是养生家。他精通医理,对养生有精到的论述,撰写了《坐忘论》、《修真秘旨》、《修生养气诀》、《服气精义论》、《天隐子》等养生专著,创建了一套以三戒、五渐、七阶为核心的养生理论。尤其在《坐忘论》中,他以《老》、《庄》和其他道教经典为依据,并吸收了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修炼方法,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其中心思想是“守静去欲”,对后来的道教理论和宋明理学皆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推动了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并为此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也,得道之质也。”他认为,在道教信仰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所谓“道”,就是在养生的基础上致长生,将长生视为信仰的核心。因此,人生最大目标应该是努力去养护、珍惜、发展生命本身,将身体的养护发展置于一个极高的价值尺度之上。《坐忘论》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了司马承祯的养生思想:

一、养生须静心

心神是生命存亡的根本,若心神虚静至极,意志平和,心旷神怡,那么精气则可内敛充盈,形体强壮,抗邪防病,尽享天年;而若心神躁扰过度,必然会损耗精气,伤及脏腑,损寿折年。所以司马承祯主张修心,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他的收心是以“心”体道,达到与道为一的本体境界。

(一)心神之重要。

对于道与心的关系,司马承祯把心与道看成是即本即体的关系,道就居在心中,而心的本体也就是道。如“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收心第三》)这里说明了心与道具有本质的重合性,强调心神的重要性,从而使修心得道成为可能。同时,由于蒙蔽和尘染而致心与道相隔的状况,从而心受牵制,神必受扰。若求清心安神,定要收心,以免心扰动神。如“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收心第三》)。只有心神正常,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才能够协调正常。这就是心神的主导作用。如“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泰定第六》)。所以,安神先要养性修心。

(二)心烦之危害。

心若烦乱则会扰乱心智,耗损精气,既对身心健康有害,又会影响修道,所以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分析了心烦的危害。如《收心第三》中指出:“凡住有所,则自令人心劳气发,既不合理,又反成疾。”“实莫多思,多思则以智害恬,为子伤本,虽骋一时之俊,终亏万代之业。”“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在《真观第五》提到:“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能观见真理。”

(三)静心之方法。

至于如何做到静心,如何避免心烦,司马承祯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一是要安养除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只有“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在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乱”,“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二是对杂事不想不求,“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若溃痈,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虚妙,不可思也”。“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泰定第六》)。三是不要计较得失,“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真观第五》)。

二、养生要除欲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认为修道有七个阶段,即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其中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等五个阶段,都强调主静去欲的重要性。他认为:“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收心第三》),静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动则会造成昏乱的错误认识。只有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生活,保持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最终才能求得生理上的健康长寿。

(一)欲之危害。

有欲则不能守道尊道,若汲汲于名誉、地位、财富等,患得患失,沉溺声色,则会伤德损寿,招致灾害。如“或显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遗问庆吊,以事往还;或假修隐逸,情希升进;或酒食邀致,以望后恩;斯乃巧蕴机心,以干时利,既非顺道,深妨正业”(《断缘第二》)。对于酒肉、罗绮、名位、金玉等物欲,“众皆徇之,自致亡败”(《简事第四》)。“是故于生无要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余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简事第四》)若留恋物欲,“留恋弥深,为邪念故,死堕地狱,永失人道,福路长乖”(《真观第五》)。

(二)除欲后的益处。

要若修道长寿,必须摒弃物欲,除欲后可使自心清净空寂、自身闲适恬淡,排遣忧烦,平衡心理,使身心怡悦,专心修道。“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就,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至神至圣,孰不由此乎?”(《断缘第二》)“无事安闲,方可修道。”(《断缘第二》)

三、乐观养生法

在静心、除欲的同时,《坐忘论》生命哲学的主题是乐观、恬静,注重心理治疗、精神修炼,追求健康长寿。它讲人生哲学,关心的不是整个自然、社会、人的起源与结构,而是在这巨大的自然、社会、人类之中的人怎样怡然自乐,不与自然、社会、人发生冲突。也就是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控制情绪波动,不受外界干扰,静心灭念,从心理健康入手而达到生理健康。

(一)保持开朗的心态。

人在社会上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灾难、挫折,应正确看待贫困、疾苦,尽量地减少精神刺激,防止过度的精神变动,保持心胸开朗,乐观愉快。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也谈到对生活的态度,如“谁与我贫?天地平等,覆载无私,我今贫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贵,我今贫贱,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无暇,何能有力,将贫与我?进退寻察,无所从来,乃知我业也,乃知天命也。业由我造,命由天赋,业命之有,犹影响之逐形声,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乐天知命,不觉贫之可苦”(《真观第五》)。认为衣食犹之船舫,是生存、修道的工具、手段,不必为此迷失方向。“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我欲渡海,事资船舫,渡海若讫,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废舍?”(《真观第五》)

(二)以平常心处世,豁达知足。

司马承祯认为,对待生活,对待生死,对待物欲,应豁达大度,知足不争,心气平和,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贵能不骄,富能不奢。”“以恬养智”,“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泰定第六》)“若恋生恶死,拒违变化,则神识错乱,自失正业,以此托生,受气之际,不感清秀,多逢浊辱,盖下愚贪鄙,实此之由。是故当生不悦,顺死无恶者,一为生死理齐,二为后身成业。”(《真观第五》)

通过静心、除欲,以乐观的态度处世,司马承祯认为,最终可“形神合一”,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故庄子云同于大通”(《信敬第一》),“蹈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智照无边”,“形体得之永固”(《得道第七》)的见道得道的境界。

总之,司马承祯在他的《坐忘论》中把心理上的洁净虚明、无思无虑与生活上的自然恬淡、少私寡欲当作养生之术的基础,作为平时清雅生活的方式以及养生炼形、修身保命的绝妙良方。这不仅对当时社会各阶层有影响,也对道教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对今天也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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